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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言，无论是从增强专门人民法院制度实践的合宪性角度，还是从促进司法制度进一步有序发展的角度，我国都不应（也没有必要）仅仅基于某一项司法业务具有高度专业性就建立一套专业法院制度，否则未来的审判权就可能会被各种不同的专业法院分割成错综复杂且难以协调的司法体系。

但共管事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用以概括这一事务领域的概念较为模糊（如公共交通），一旦概念清楚地指向某件具体的事务（如公交车站点设置），该事务应当属于中央还是地方就会变得清晰。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进行掠夺性征税。

中观层面的判断框架通过对事务性质的阶梯式细分，不断缩小判断范围，从而使地方性事务的识别过程更加科学、有序。[xvii]参见汝思思：《央地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法治建构方法——以日本行政事权划分制度为中心的探讨》，《法学家》2019年第3期。其二，除了典型中央事务和典型的地方事务外，还有一些事务属于央地共管。这十分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并间接造成我国地方立法机关倾向于重复上位法规定，却不愿自主创新的局面。政治性事务需要结合国情进行具体分析，但至少涉及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事项一般由中央立法规定。

对地方性事务内涵的研究有助于从理论上反思地方立法权的范围。其中经济性事务具有普遍性，通常由中央立法主要负责，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并未出现明显的不同。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通过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限制本应是最强者的政治权力，使得政府保持中立或者软弱，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强者即资本成为最强者。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宣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现行宪法总纲第五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领导型法治，是对自治型法治的否定和对管理型法治的否定之否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遵守与国法并行的另一套规则，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由全体党员构成的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组织而非个人实现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法治模式的选择常常采取回避的或者羞羞答答的态度，不能正视共产党的领导在法治中的地位，将共产党的领导放在法律之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德国等国宪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宪治模式是某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产物，必将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共产党宣示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现有框架下可以合理地通过扩大化解释法律而保持不变，法律不仅仅指国法，也包括党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可以理解为党必须在宪法、国法或党规的范围内活动。

[16] 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效力是因为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基本的党导法规与最基本的国家法律，宪法获得党代会和人代会通过之后就成为所有法律正当性的来源。人民是作为整体的力量来掌握整体性的国家权力，实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而不是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可能会与现行国家法律不一致。

现实中，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可能不理想，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的对象，领导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撤换现任政府领导人回应质疑以保证正当性。[8]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治国，依宪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治国，而不是依据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等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行宪法序言明确宣示：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现行宪法总纲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绝大多数法律人将议会主权作为法律正当性的基础，认为法律就必须是国法，必须是议会制定的。各级党组织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之中，而不存在于国家政权之中。有些人加入时符合共产党员的道德要求但后来变质了，特别是成为干部和领导干部后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所以，领导型法治在实施的时候必然要以管理型法治为手段实现领导者的目标价值，领导型法治的完整表述是领导—管理型法治。

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是公法理论的常识。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设区的市具有立法权，为了保证党规与国法的协调性，立规权下放到设区的市级党委是合适的。

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各级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党员个体，只不过这些个体都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宪法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和统一大法，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应该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去行动。

社会主义法治的党规国法并治结构与中国古代的礼法并治结构具有同构性，但党规国法体系是礼法并治体系的否定之否定，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变革型领导也是一种道德领导，因为领导者以某种方式满足追随者的动机，为追随者的利益而行动。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有法律规定期限的。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在国家政权中的一个个党员组成的。

事实上，宪法之外的所有国家法律中所规范的对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人民民主原则要求国家一切权力不仅属于人民，而且由人民掌握和行使，绝不允许国家权力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 上解决了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的关系。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十八大四中全会开启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类法治发展史的里程碑。宪法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的，人民之所以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历史选择、执政成就、经济基础决定的，从而得到中国各族人民认可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即使是唯一执政党和长期执政党也不需要具有特别的党内法规来规范，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就可以。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是多元的，不确定的。

由此，依规领导使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依宪领导使得依宪治国和依章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总之，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和执政党身份区别开来，将党员和党组织区别开来，将社会主义的法律区分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所赋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八二宪法序言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主体部分按照人民主权设计。变革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即使是法律也就经常变革。